①在《民法典》出臺前，關于違約責任及違約解除之間的關系，學術界和實務界存在“排斥說”和“非排斥說”的不同見解。566條第二款采用了“非排斥說”的觀點，即在債務人違約的情況下，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已經成立，非違約方將合同解除時，業已存在的損害賠償并不因此消失。因此，合同違約解除與債務不能履行的損害賠償可以并存，解除權人可以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責任，違約責任不因合同違約解除而免除。違約責任不因合同違約解除而免除。

②第三款內容重申擔保責任不因主合同解除而免除，沿用了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頒布的《擔保法司法解釋》第十條的規定即“主合同解除后，擔保人對債務人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仍應承擔擔保責任。但是，擔保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。”該條款在司法實踐中能夠被普遍接受與適用。

①根據《合同法》第百十條，在三種情形下，守約方要求違約方以繼續履行的方式承擔違約責任時，違約方可援引該條進行抗辯。然而，違約方的此抗辯并不導致合同關系的消滅，其無權依據該條申請終止合同。那么，在守約方也拒解除合同的情況下，就形成了所謂的“合同僵局”。合同僵局是近年來在審判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、新問題，主要是指在長期合同中，方因為經濟形勢和履約能力等方面的變化等原因，導致不可能履行長期合同，需要提前解約，而另方拒解除合同，要求繼續履行，從而導致當事人交易出現被動僵持的局面。從我國審判實踐來看，出現合同僵局大多是因為合同難以繼續履行，或者事實上不可能實際履行。

②違約方解除合同規則發源于我國法院的司法實踐，意在化解合同僵局，其形成有著司法先行的明顯特點。典型案例就是2004年的“新宇公司訴馮玉梅商鋪買賣合同糾紛案”，在該案中，新宇公司（商場業主）向馮玉梅轉讓了個商場22.5平米的商鋪，后由于商場經營不善兩次停業，新宇公司為盤活資產擬對商場重新布局，取消原小業主經營的精品商鋪區。新宇公司與其他的小業主均解除了合同，實現商鋪退回，但是馮玉梅不同意解除、堅持不退商鋪，導致商場6萬平米建筑閑置。新宇公司向法院起訴解除合同，法院終認為，商場目前不符合馮玉梅經營的條件，目前情況導致商場閑置，社會財富大浪費，不利于社會經濟發展，終判令合同解除。該案是我國司法實踐中次判決支持違約方解除合同的開創性案例，隨后出現了大量的此類案件，形成了特定的案例類型。司法機關逐步實現了從個案說理到類案規則，再上升形成規范性文件中的般規則的不斷進步。這就是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通過的《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》第48條。

③違約方解除合同制度又完成了從裁判規范到法律的演進，《民法典》第580條第2款新增內容肯定了既往的司法實踐，將違約方起訴解除合同的制度法典化，有利于引導當事人破解合同僵局，實現實質正義。另外，違約方起訴解除合同獲得法院支持的，守約方仍有權向違約方主張損害賠償。

《民法典》對合同解除制度的修訂，或統與厘清司法實踐中的分歧與爭議，或將已有的司法實踐法典化，終完成了《民法典》對合同解除制度的重大修訂，反映了立法對于司法實踐的深度關切，對人民需求的及時回應。